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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都要建立质量监控的体系，就像农民种地，对于最后的收成要心里有数。

中国大学生毕业率非常高，同时也伴随着论文注水多、考试作弊等问题，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严进宽出”氛围。一旦出现不可承受的后果，一些涉事大学生总是采取过激行为来应对，这给高校教育管理带来了相当大的困扰。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表示，这种困扰越来越严重的原因在于学生的脆弱程度在加强。然而，坚守规矩应该从大学做起，“如果学校把不该退让的底线也退让了，学生在思想中也易形成混乱，走上工作岗位事事‘差不多’，其造成的后果将是无法估量的”。

那么，我们势必要回到一个问题上，中国高校的“严出”该如何进行？

“严出”不是追求一个数字

《中国科学报》：在国外高等教育中，我们经常听到“淘汰”这一概念。请问您怎么看待博士生淘汰制？

秦春华：我们应当尊重教育的基本规律和事实，不一定非要实行淘汰制。淘汰是一个竞争性很强的概念，把人分为优劣两类。然而，从本质上来说，教育不应该是竞争。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社会变和谐，戾气、矛盾不要那么多。

有教无类在我看来是更合理的教育理念。国外的教育认为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闪光点，都有自己有价值的地方，应该尽可能使每个人的特点发挥出来。

实际上，国外博士生就读期间的淘汰制是有严格学术标准的，但并不是说被淘汰下来的人不如他人优秀，而是其自身的学术水平没有达到标准。国内高校之所以建立不起这种制度，有人情、压力的缘故，有“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心态，归结为一句话还是因为教师的责任问题。

《中国科学报》：如何认识“严出”？

秦春华：是严是宽取决于标准，所谓的“严进严出”要强调学术标准本身的“严”，而不是淘汰的数字和比例。因为不以学术标准为依据而是以数字为依据，可能会走向反面。我反对有些人的观点，他们看到美国一些高校的毕业率只有40%~50%，这些数据固然是真的，但对数据的解读却走到了另一方向。比如，如果为了数字，把北大的毕业率一下子降到70%，最后淘汰的20%有可能仍然是非常优秀的学生，这对于他们是巨大的打击，也不见得拔高了北大的学术水平。

《中国科学报》：我们了解到，像北大、清华等高校一直坚持育人的高标准、严要求，为什么它们能够执行严格的学术标准？

秦春华：北大、清华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更多来自于学校的传统。我们当年读书时，尽管教师对学生很慈祥，但在教学质量、学术尺度上要求非常严格，虽然也有社会压力、学院压力，但大部分教师始终坚持自身判断，只看达不达得到标准。

以学术标准为依据，处理“严出”问题就很清晰。学术标准掌握在教师手中，他们最清楚学生优秀与否。现在的障碍是教师的良心问题，即一名教师是否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一些教师遇到问题闪躲，担心招不到学生、担心学生闹，教师本身没规矩，怕招惹是非，导致了他所教育的学生，乃至社会整体逃避责任。

事先声明+过程管理

《中国科学报》：国外高校的“严出”是基于怎样的出发点？

秦春华：美国高校不是为了“严出”而“严出”，除了加州理工学院这样极个别的高校定位为规模小、只要金字塔顶尖的学生，其他的美国高校并不一定追求“严出”的结果，而是更尊重培养的事实。这归因于美国高校对自身的教育质量有清晰判断，什么是合格、什么是不合格有明确的标准。

《中国科学报》：国外高校用不用担心学生的过激行为？

秦春华：美国高校奉行的原则是“一是一二是二”，高校不会顾及太多的社会压力。但像种族歧视等敏感问题，高校一开始就会考虑周全，不去碰敏感的红线。除此之外，学生、家长若对高校的处理有异议，大可以去法庭上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所以美国高校不理解中国高校所谓的担心。

《中国科学报》：它们的“严出”是怎么做到的？

秦春华：美国高校在平时对学生的要求就特别严格。

新生入学之初，高校就会事无巨细地罗列出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细到几乎涵盖了过去学生遇到的一切问题。举一个例子，美国高校不会笼统地规定学生不要作弊，而是将什么情况视为作弊，抄了几个单词以上、考试夹带了哪些物件算作弊，事先明明白白告之学生，让学生签字同意，表明这些规定都是学生知晓的。学生知晓后再犯，就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

学生的成绩也是平时累计的。一次逃课被教师记录下来，再逃课可能面临着挂科的风险。由于学生知道将产生严重的后果，所以他们普遍重视平时的表现。它不是一次两次学业预警，而是过程的沿途监控。国内教育在这方面比较疏忽，教师投入的精力不足，对学生的管理、关心不够，所以一旦产生问题，就是一发不可收拾的。

高校尚缺质量监控体系

《中国科学报》：上述过程的监控，中国高校有无类似的做法？

秦春华：时至今日，大多数国内高校对于招来的学生质量如何，心里其实是没底的。从表面上看学生分数高，但是其究竟适不适合这所大学，大学并不清楚。经过4年本科培养，学生是否达到了毕业要求？虽然从表面上看，符合毕业要求的学生才能毕业，但是细究毕业的标准问题，大学里的管理者、教师也答不上来。换句话说，在最基础的问题上，国内高校做得还是相对差的。

就北大而言，我们已经作了至少10年的研究，以探究北大究竟培养了什么样的学生。研究表明，招入北大的各省市学生尽管在一入校时水平有所差异，但经过4年的培养，进校水平较弱的学生在成绩、综合素质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这说明本科教育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效果。

在我看来，中国高校都要建立质量监控的体系，就像农民种地，对于最后的收成要心里有数。高校不能开完毕业典礼、学生找到工作就了事，而是要扎扎实实地做好最基础的工作。

《中国科学报》：反观中国高校实现“严出”有几大难点？怎么解决？

秦春华：难点一在于法律。法律要尊重、保护学校履行自身责任的权力，特别要尊重和保护高校去做正确事情的权力，让高校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去管理学生，不宜过软。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解决相当多的连带问题，学校从压力中释放出来，没有做错的事情不会被狂揽责任，同时相应的惩罚对后来人也起到警示作用，告诉他们采取过激行为也没用，这是一个树规矩的过程。

难点二在于大学的管理者要对教育要负责任。教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作，它是一个良心活儿，没法实施监控。一些人把教师当成混口饭吃的工作，自然不会对教育全情投入。对此的解决办法是，把真正热爱教育的人放在教育的岗位上，这样他会按照教育规律本身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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