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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西南联大，可以使得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雄厚资源，以及遍布世界的西南联大杰出人才有了对西南联大现实的依托，进而实现昆明市科技、教育、文化资源的跨越式发展与提升。”

近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昆明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昆明召开，民盟昆明市委向大会提出了关于“重建西南联大，并将‘西南联大故里’打造为昆明的文化标识性符号”的建议。

在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一路西迁，至云南昆明等地办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结束后迁回原址。这所存在了8年零11个月的特殊的大学尔后成为国人心目中对于大学培养精英人才的最好注释。

今年恰逢西南联大成立八十周年，民盟昆明市委这一重建西南联大的建议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曾任云南省政协第八、第九、第十届委员的张亚光在2008年就曾向云南省政协提出过类似建议。

在张亚光看来，重建西南联大，是为了传承一种精神。他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我们现在的大学培养不出大师，不是因为条件不好或环境不好，而是缺乏西南联大的精神。

不过，作为西南联大的研究者，《西南联大：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大学》作者易社强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西南联大不是一下子出来的，有三四十年的“铺垫时间”。恢复西南联大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最后会把“西南联大”那么伟大的名字变成一个笑话。

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不应夸大西南联大的作用，“重建西南联大目的是好的，实际是做不到的，这是不可能的，是不可复制的。”

教育专家熊丙奇表示，学习西南联大，应该学习其制度，而不是重建一个“西南联大”的牌子。如果没有制度办学的精神，即便有再好的办学条件，也办不成好的大学。

民盟昆明市委关于重建西南联大的建议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在废墟里也要上课”

西南联大诞生于战火中。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众多华北及沿海城市高校、研究院所纷纷南迁、西迁。

1937年8月，当时的教育部分别授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三人分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三校在长沙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到达昆明，并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于昆明校舍紧张，文法学院暂居蒙自上课，8月迁回昆明。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宗璞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一种生存自由的紧迫感，让人不能懈怠。

“联大师生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从未对教和学有一点松懈。一九三八年，师生步行从长沙经贵阳，跋涉千里，于四月二十六日到昆明，五月四日就开始上课。一九四二年以前，昆明常有空袭，跑警报是家常便饭，是每天的必修之课。师生们躲警报跑到郊外，在乱坟堆中照常上课。据联大李希文校友记忆，冯友兰先生曾站在炸弹坑里上课。这表示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废墟里也要上课。”

1946年7月，三校迁回原址，云南师范学院留昆旧址独立建校，定名昆明师范学院，现为云南师范大学，旧址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所存在了8年零11个月的大学，培养出了大批杰出人才，至今令国内高校难以望其项背。

在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陈岱孙等一大批名师的教授与熏陶下，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中，诞生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73位“两院”院士，在世界享有盛誉。

“为了我国教育事业的继续辉煌”

希望重建西南联大的想法，近三十年来应当没有中断过。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精英人才的需求，高等教育越发受到重视。在一轮又一轮对于高等教育问题的探讨中，在社会各界尝试求解钱学森之问的过程中，西南联大被反复提及。

易社强2013年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提及，上世纪80年代有一批昆明人想恢复西南联大。

2006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在《科学时报》（现为《中国科学报》）上刊文，“为了我国教育事业的继续辉煌，有必要重建西南联大。”

邹承鲁提出，西南联大在昆明原址重建。在建设经费方面，建议由国家投资，云南省政府也应该给予必要的支持。在校务管理方面，建议由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各抽一部分力量共同来重建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由三校各出一名领导干部建立校务委员会领导全校事务，由一名校务委员主持日常事务，云南师范大学也可以参加领导。在师资配备方面，他建议教师队伍中除一部分专职教师外，由三校推荐本校的优秀教授作为特聘教授，轮流去西南联大讲课，每人每次约一年左右。

此外，邹承鲁进一步提出，西南联大的成就源于其浓厚的学术民主、学术自由风气。当年的西南联大是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对各种学派的教授兼容并包，贯彻的是百家争鸣的办学方针。

因此，他认为，“新建的西南联大不仅是在西南地区新建一所一流大学以提高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而是应该新建一所恢复当时西南联大优秀传统的大学，因而有全国甚至世界影响。”

在邹承鲁看来，所谓重建西南联大，实质是恢复对高等教育的宽松政策，不过多干涉学校管理和教学的方式。

2008年，张亚光也向云南省两会提交提案，建议“恢复西南联合大学”。

张亚光认为，云南昆明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迅速，但与城市的发展需求相比，高等教育尤其是品牌大学，仍是稀缺的资源，建设品牌大学，是培育昆明城市精神、建设云南文化强省的需要。云南应以创办品牌大学为宗旨，借西南联大的品牌，吸引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教授，招收高素质的学生，培养一流的人才，吸引社会资金建设一流的大学。

他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西南联大的传统精神，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那个时候西南联大的学生是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去求学，他们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有强国的信念和信仰。恢复西南联大绝不仅仅是把这个牌子拿过来，而是要把这种精神传承下来。”

张亚光认为，可以把恢复西南联大作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首先实现发达地区和偏远落后地区教育的互联互通，其次是考虑教育应当以培养什么样的学生为目标，“不是用分数来评价，而是要把培养有报国心的人才作为目标。”

2013年1月21日，云南省昆明市，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的西南联大旧址。 视觉中国 资料

“把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发展资源”

今年3月，民盟昆明市委的建议再次将重建西南联大的话题推到聚光灯下。

在民盟昆明市委看来，重建西南联大，不仅是因为它“是教育史、科技史上的奇迹”，“这块金字招牌可以用来助推昆明的建设，把文化的影响力转化成经济发展的动力”。

3月21日，民盟昆明市委秘书长徐萍告诉澎湃新闻，建议脱胎于民盟昆明市委在去年的一个重点课题——打造“西南联大故里”。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的亮点，目前昆明市非常注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挖掘其背后的文化价值。”徐萍说，民盟昆明市委选择这一课题是想要在文化旅游方面，把传统资源变成现实发展资源。

云南网报道称，在昆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发展中，西南联大的品牌影响力没有从校园和学术里走向无围墙的城市公共文化，没有转化为一种城市气质和形象，存在着遗产保护不力、景点没有震撼力、整体规划引领缺失、资源利用和转化利用率低、在城市宣传、旅游及文化运用中缺位等问题。可利用现有的西南联大遗址，进一步打造西南联大文化传承的载体，与新建的西南联合大学融为一体，使之成为新世纪教育改革的先行者。

民盟昆明市委建议，尽快将“重建西南联大”提升到市委市政府的议事议程上，制定相关规划。同时争取北大、清华、南开3所大学的支持，联合编制重建西南联大的建议案，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建议将“西南联大故里”品牌打造为昆明的文化标识性符号，与“春城”品牌相呼应，将西南联大文化资源转化为昆明发展的现实性资源。打造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为核心的翠湖片区，并与“云南大学文物保护区、翠湖的云南陆军讲武学堂”形成整体联动开发，将其纳入翠湖“一文一武”的总体规划建设，最终打造以翠湖片区为核心的，有震撼力的文化休闲街区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此外，建议推出“寻访西南联大故里”旅游线路、项目、旅游产品，走联大路，探访原址、体验故居，听听故事，使旅游者感受西南联大文化，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使寻访西南联大故里旅游项目成为昆明游由“过境地”回归为“目的地”的精品旅游项目。

图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内的展品。 视觉中国 资料

西南联大“是不可复制的”

包括宗璞和易社强在内的一些人认为，重建西南联大是完全没有可能性的。

宗璞在《漫记西南联大和冯友兰先生》一文中感慨，在学校里，炸弹也好，贫困也好，教只管教，学只管学。那种艰难，那种奋发，刻骨铭心，成为永恒的思念。

“现在有人天真地提出重建一所西南联大，以发扬她的精神。还是那几个少年时的朋友一起谈论，都认为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环境也不一样了，人更不一样了。”宗璞写道。

易社强也在受访时谈到，西南联大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历史环境不同、大学规模也不同，“一万两万这么大的大学不可能有一千人那样一个小大学的相处感”。并且西南联大不是一下子出来的，有三四十年的“铺垫时间”。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批昆明人想恢复西南联大，我一听我就反感，我说你想恢复西南联大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最后会把‘西南联大’那么伟大的名字变成一个笑话。”易社强说。

葛剑雄向澎湃新闻表示，不应夸大西南联大的作用，若不是因为抗战，当年的学生们不会到昆明去。西南联大学生们的投笔从戎和伟大成就，这不仅仅是大学培养的，更是时代背景造就的。

他说，重建西南联大“目的是好的，实际是做不到的，这是不可能的，是不可复制的”。

针对民盟昆明市委提出的以重建的西南联大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教育基地，强化昆明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中心地位一说，葛剑雄还指出，“加强对南亚东南亚的吸引力，不是通过一个‘牌子’就能实现的。”

东方网在今年3月21日的评论文章中指出，民国时期的大学和当今的大学相比，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去行政化，那时的很多大学教授是以做官为耻的，他们批评官员的疾言厉色，今天还常常为人所津津乐道，西南联大也不例外。而今天大学非但不是去行政化，反而是在不断强化行政化。

“与其建一所貌合神离的西南联大，还不如不建。”文章称。

针对重建的可行性，还有一些网友提出了疑问。例如：重建工程能否得到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的支持？就三校的教学成果来看，学校的师资是否能达到先前的水平？

对此，民盟昆明市委参政议政部工作人员表示，建议只能做出呼吁，争取国家和地方的支持，“在一个地方建大学，在哪里建，怎么建，多大规模，是国家层面来决定的。”

让大学“按教育的规律发展”

显然，难以复制的不是西南联大校址，而是西南联大的教育精神。

比起重建的话题，如何延续西南联大精神，在新时代创办出一所或几所能够培养精英人才、培养大师的高等院校，是更为紧迫的话题。

在熊丙奇看来，西南联大虽然当时处在条件非常艰苦的时代，但是它遵循了大学的办学规律，这是其成功的关键。

这些规律包含：制度办学，学校有办学自主权；学术自治，由教授负责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活动；教授治校，真正发挥教授在治校中的作用；学生自治，学生通过自治来维护权利，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

“建设一流大学，都需要这四个规律。”熊丙奇认为，重建一个“西南联大”的牌子，不如学习西南联大的现代大学制度，如果没有制度办学的精神，即便有再好的办学条件，也办不成好的大学。

他还提出应当推进高校去行政化、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高校建立现代治理结构等建议。

曾任中国科技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则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谈到，西南联大身处战乱中，正是因为有了好老师、高的师生比、没有什么行政干预这三条，而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高峰。

“好的研究型大学的教育，就是要让好的老师和学生，充分接触，按教育的规律发展。”朱清时说，“我就想，我们在新时代应该重试一下西南联大的这种做法，何况我们还有比他们好得多的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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