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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应届毕业的硕士生、研究生穿着博士服、戴上方顶的“牛津帽”，纷纷与老师一起合影留念。视觉中国供图（资料图片）

□我国本科院校设置、院校评估中对师资的要求还很低，合格标准只要求研究生达到30%

□博士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高端市场，对国内博士数量管制的后果只能是被发达国家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

□建议扩大博士教育的候选人数量，通过宽进严出、建立淘汰机制、提高培养质量，防止低劣产品流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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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人才的质量和规模直接决定一国的发展水平、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我国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但并非强国，一个主要原因是高校专任教师队伍还不强，学历层次整体上不高；博士的数量和质量与美国等国家差距显著。

高等教育的质量提高首先依赖于经过严格学术训练和教学训练的高质量师资。因此，笔者认为，扩大博士培养规模，提高高校专任教师中博士比例，是我国现阶段教育内涵发展、提高质量的内在要求、基本要求。如果发展慢了，就会严重滞后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

两低一慢差距大发展空间大

笔者对目前我国博士培养现状的基本分析如下：

首先，总量不足。2016年，我国人口中获得博士学位者约为65万人，美国18岁以上人口中获得博士学位者为698.8万人。美国博士数量是我国的10.75倍，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是我国的43.6倍。

其次，教师结构层次偏低。2015年，我国高校专任教师中博士比例仅占21.56%，硕士比例占46.84%，本科及以下比例仍占31.60%。在发达国家，博士是大学教师的入职门槛。2003年，美国高校教师队伍中博士比例已经达到59.6%。这就是我国与教育强国的最显著差别。

第三，增速慢。2004年～2014年间，我国高校专任教师中拥有博士学历者的增长比例仅为12.3%，年均1.23%。2015年，我国博士毕业生数量约为5.38万人，其中2.53万人担任高校专任教师，占新增专任教师3.81万人的65.62%。而2015～2016学年，美国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是17.9万人，其中学术型博士55006人。按照现在的增速计算，到2020年，我国高校专任教师中拥有博士学历的比例仅为26%。按照我国博士毕业生的规模测算，到2021年，我国拥有的博士人才仅是美国的10%左右。这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相比，数量明显不足。

最后，国内差距大。2015年，教育部直属高校专任教师中博士10.13万人，比例为67%；而非教育部直属高校中，博士23.8万人，比例为16.7%。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差距巨大，北京高校专任教师中博士的比例为56.8%，上海为47.8%，天津为31.6%，全国达到平均值21.56%以上的地区仅有10个，欠发达地区平均不到10%。这种博士资源分布格局与发展层级差异，反映了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仍有很大的发展和增长空间，需要加大投入，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发展。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的结论是：“两低一慢差距大发展空间大”，即我国博士人才占总人口比例低，高校专任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低，增长慢，国内国际差距大，未来发展空间大。

对博士扩招的三种模糊认识

当前，对于扩大博士培养规模，社会上和教育行业内部存在一些不同认识，反对的声音很大，主要有三种模糊认识。

第一种认识是我国博士生的培养规模已经世界第一，许多博士面临找不到“合适工作岗位”，存在人力资源浪费问题。

但事实是，首先，我国博士培养规模不是世界第一，而且存量很少、增速很慢，根本不能满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需要。

其次，我国专任教师队伍建设与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差距还表现在任职资格上。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法》中规定：“高等学校实行教师资格制度。具备研究生或者大学本科毕业学历，有相应的教育教学能力，经认定合格，可以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而发达国家大学专任教师的任职资格是博士即博士后。这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最大制度差别。

第三，我国本科院校设置、院校评估中对师资的要求还很低，合格标准只要求研究生达到30%。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快速向普及化迈进，现在的本科和研究生毕业后从事高等教育教学，存在学术训练不够、力有不逮问题，同时学生对教师的学术要求、职业水准要求越来越高，这也要求全面提升大学教师的任职资格。

此外，这种观点没有看到优秀博士毕业生因国内学术劳动力市场定价过低而出现逆向淘汰的问题。对于部分博士毕业找不到工作和大材小用的问题，一方面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反映了博士素质的参差不齐，通过市场选择呈现出的自然结果。我们在美国、英国能看到很多名校博士毕业后从事夜大学教育、中学教育、行政管理工作等多种非大学教师和研究工作的就业形式。这说明博士培养规模的扩大，提升了夜大学、中学教育和行政管理等领域的水准，对于提升国家整体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可能是一个正向的溢出。

第二种认识认为目前博士培养质量堪忧，如果再扩大博士培养规模，博士培养质量必然会显著下滑。实际情况是，我国高等教育，包括博士教育，过去一直存在严进宽出的现象，所以造成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我国人才培养质量不高、良莠不齐。这个问题要动态看待。近几年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改进，人才市场也提出倒逼提高质量的要求，尽管效果还看起来不明显。但解决问题的思路，绝不能是原地停步，而是要加快完善“宽进严出”的教育培养和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博士淘汰和分流制度，通过“引育并举”建设高水平导师队伍，来正面解决。

第三种认识是现有教师队伍存量改革难以推进，“一个萝卜一个坑”，学校对博士的需求其实十分有限。面对这种认识，我们需要对教育改革做综合研判。供给侧改革也应该是教育领域的工作主线，提高质量的核心举措主要是“调存量、优增量、补短板”。核心是补高水平师资短缺这个短板，主要举措就是靶向施策、精准发力。一方面放开数量管制，扩大优质供给，同时提高院校设置与评估的师资队伍要求；另一方面通过激励机制和政策引导，通过改革高校教师人事管理制度，通过继续学习深造，比如攻读博士学位，提升一批、培训转岗一批等多种手段，加快改变存量专任教师的低学历、低水平现状。这个政府和学校都在做，但是步伐太慢，力度太小。

放开数量管制，强化质量控制

为实现上述目标，笔者建议：

一、放开博士生招生的数量管制，扩大博士生培养规模，强化质量控制

我国已经全面参与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世界市场竞争之中。博士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高端市场，对国内博士数量管制的后果只能是被发达国家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只有扩大博士生教育的规模，增加博士供给数量，才能为不断优化我国高校师资结构提供基本条件。因此，未来的政策导向应该是放开数量管制。首先，可以放开研究型大学或高水平大学博士招生的数量管制。这些大学都已经具备扩大博士招生的条件。其次，通过竞争机制提高质量是普遍法则。建议扩大博士教育的候选人数量，通过宽进严出，建立淘汰机制，提高培养质量，防止低劣产品流向市场；同时，建立健全学术劳动力市场公平竞争环境，通过与国外大学博士毕业生的开放竞争中稳步提升我国博士生培养质量，进而扩大我国的博士培养数量和市场占有率。

二、加大经费与政策支持，加快调整存量结构，提高教师职业吸引力

博士研究生教育经费的投入状况直接制约了博士教育规模的发展。当前，我国每年的教育支出占GDP总数的4%，因此，可以考虑利用政府与企业、社会与市场等多方面的资金渠道，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支持博士研究生教育发展。建议出台高校专任教师专门扶持政策，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学科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提高存量师资学历结构，提高高校教师职业吸引力，使更多的博士生毕业后在高校就业。

三、适时提高高校专任教师资格标准

建议尽快修改高校教师资格制度，对专任教师资格标准适时进行调整。如到2020年提高到100%硕士学历、30%的博士学历，2030年提高到50%的博士学历，2050年提高到80%的博士学历。

四、提高高校设置和评估的师资标准

按照“做优增量”的供给侧结构改革主线，建议提高新建院校、合并升格院校、院校评估等的师资标准，按照高起点、高规格的要求，结合不同类型学校的办学目标，合理划定不同类型新建院校和升格院校博士学历教师占比的最低标准，推进增量做优。建议把本科院校设置和评估的师资合格标准从30%的研究生提高到100%研究生，其中博士不少于50%。

总之，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力资源强国战略等，都需要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作为“工作母机”，带动整个社会质量向更高水平发展。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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