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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涉及千家万户，对教育公平的讨论不仅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同时也时常引发公众和社会的思考，戳痛人们最敏感的神经。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显著提升，农村学生在研究型大学中的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教致贫”、“因教返贫”、“寒门难出贵子”等一系列对教育公平的质疑也从未消失。在倡导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今天，教育的阶级再生产功能将随着对教育公平问题的关注而不断强化。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在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定借鉴。结合OECD2014年报告，关注发达国家在教育流动方面的最新进展，以期引起思考和关注。

一、父母受教育程度

OECD报告中给出了20-34岁大学在校生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概况。按受高等教育的父母的比例排序，可以看出在这20-34岁这一学生群体中，日本父母接受高等教育的比重最高，为76.42%；意大利最低，为27.75%。OECD国家父母接受高等教育的均值为55.3%，换言之，在OECD国家中一半以上大学在校生的父母接受了高等教育。主要发达国家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逐步完成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毛入学率在15%-50%之间）过程，大多数发达国家在上世纪末都实现了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我国在2002年才开始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201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34.5%，离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

二、绝对教育流动

绝对教育流动（absolute educational mobility）反映了子女相对于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变化情况。OECD将绝对教育流动分为两类：向上流动（子女受教育程度高于父母）和向下流动（子女受教育程度低于父母）。OECD报告中对绝对教育流动情况的考察以25-64岁非在校生人群及其父母为研究总体。这一年龄群体涵盖了一个国家的主要劳动人口，能够反应出一国总体的教育流动状况。

具体来看，俄罗斯教育向上流动程度最高，为58.13%，捷克最低，为21.22%。有意思的是，一些传统型发达国家，如英国（38.14%）、德国（24.03%）、美国（30.34%），其教育向上流动均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39.22%）。这三个发达国家见证了世界科技中心的变迁和漫长的科技兴隆期，拥有着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型大学或最发达的职业技术教育，教育向上流动却还未达到OECD国家平均水平。相反，从教育向下绝对流动情况来看，德国（17.94%）、美国（16.40%）和英国（14.46%）却高于OECD平均水平（11.64%）。文凭和受教育程度成为个人实现自我发展和社会地位提升的唯一渠道并不意味着社会进步和正常的社会流动；相反，只有当教育带给个人更多的选择时，教育才在真正意义上促进着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需要明确的是，教育不流动或教育流动水平低并不意味着父母或子女受教育水平低。例如美国（21.31%）、德国（18.41%）、英国（16.29%）父母和子女均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高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13.61%）。在亚洲国家中，日本（21.60%）父母和子女均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高于韩国（10.05%）；而意大利无论子女和父母均接受高等教育（2.77%）还是完成高中教育（8.74%）的比例均处于OECD国家末端。

四、父母接受高等教育与子女教育流动的关系

父母接受高等教育与子女的绝对教育流动之间是否存在一定关联？是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比例越高，越能促进子女向上的教育流动？从OECD国家的经验来看答案似乎并非如此。从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的比例、向上流动的比例、向下流动的比例三条曲线来看，两条蓝色的曲线即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的比例和绝对教育流动向下的比例更为吻合（Pearson相关系数=0.676，p=0.000）。换言之，从总体上看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比例越高，子女绝对教育流动向下的水平越高。

（感谢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张青根博士提供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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