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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吹响了加快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的号角。

我们认为，建立集聚人才的体制机制，需要处理好人才集聚与开放、竞争、环境及顶层设计等四个现实要素的关系。

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拒众流，方为江海，要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从人才开放的脉络来看，人才政策的开放起到的是“开门”的作用，开门之后能不能将人才切实吸引进来，需要的是更高层面上对人才的开放。

建立人才集聚机制必须以增强人才开放为基础，以开放保障集聚，以开放服务集聚。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召开外国专家座谈会时强调，“一个国家对外开放，必须首先推进人的对外开放，特别是人才的对外开放"。而人才的开放，要在眼界上、思想上、知识上、技术上都走向开放，学习和应用国际先进知识和技术。人才的开放，还不仅是利用的开放，更是观念的开放、交流的开放、持续的开放，要让国际人才能够自由地、充分地成长、发展，实现其目标及理想。

人才政策的开放，主要面向的是国际高层次人才，面向国际人才市场。但人才的开放，要做到对国际、国内人才市场的双开放，而且对内人才的开放更重要、更紧迫，开放的领域也要从政策的开放变为全方位的开放。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树立开放的人才理念，着力打破现有的体制壁垒和身份界限，着力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旧思想、旧观念，走出唯学历、唯职称、唯资历、唯身份的误区，使人才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使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

从具体层面的人才政策开放，到提出更广范围、更高层面的人才开放，这是我国人才开放不断进步的表现，更是建设人才集聚体制机制的必要过程。人才的开放为人才集聚提供的是“源源活水”，以开放之广保集聚之精。人才集聚必须在人才开放的大背景中才能得以实现，人才开放是实现人才集聚的必然途径。

公开公平的竞争机制

人才集聚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间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让竞争充分发挥作用，促进人才流动，激发人才活力。人才的集聚与竞争的关系，需要从竞争的不同层面分别进行讨论。

从微观层面上，人才集聚需要处理好与组织竞争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中人才流动应是双向选择的，是自由的。组织作为最基本的市场主体，也是人才集聚过程中最基础的单位。在竞争中获得比较优势的组织，自然能够吸引、集聚人才，为组织发展提供动力。要给用人单位充分的自主权，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用人单位市场主体的作用，弱化政府干预。通过良性竞争实现人才的优胜劣汰，激发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促进人才集聚。组织竞争是实现人才集聚的基本手段。

中观层面上，我们关注的是人才集聚与产业竞争的关系。优势产业吸引、集聚产业人才，产业人才带动、发展相关产业，共同提升了区域的产业竞争力。对产业集聚与人才集聚的关系，学者们普遍认为二者是相互催生、相互驱动的关系，人才与产业的有机融合是促进人才集聚的重要条件，而人才作为产业集聚必备的竞争要素，是产业集聚形成、发展和升级的基本条件。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要求在人才集聚建设中注重产业集聚的作用，以产业集聚带动人才集聚，利用人才集聚提升产业竞争力。

从宏观层面上看，人才集聚还要处理好与区域竞争的关系。我国目前的人才集聚主要是通过建设各级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的形式进行，在内部实行特殊政策、特殊机制、特殊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省各地区纷纷打造、加快建设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区人才工作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但也加剧了区域间的竞争，造成了人才集聚负效应、人才政策碎片化等问题的出现。建设人才集聚的体制机制就是要在人才特区发展的经验上，促进全国人才集聚工作的有序开展，变区域的不良竞争为全国的良性发展。因此，建立人才集聚的体制机制是打破人才政策碎片化和区域人才竞争的必然要求，良好的区域竞争也会成为人才集聚良性发展的手段。

宽松而健康的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兴；环境不好，则人才散、事业衰。这足以解释环境对于人才集聚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处理好人才集聚与国际化环境、法制化环境和社会化环境的关系至关重要。

推进人才集聚体制机制建立，就要积极为人才营造国际化的环境。这是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人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必然要求。国际化环境就是要求在各方面与国际接轨，营造类海外的人才环境，保障人才在国内、国外一个样，实现人才构成国际化、人才流动国际化、人才素质国际化、人才教育国际化、人才培训国际化、人才评价国际化以及人才政策法规国际化。只有实现国际化的环境，才能吸引国际化的人才，形成海外人才的集聚，因此国际化环境是人才集聚的关键支撑。

建立人才集聚的体制机制，也需要法制化环境为保障。目前来看，我国人才工作的立法相对迟缓，相关内容多以政策、计划的形式存在，加快人才工作的立法进程成为众多学者的共同呼唤。当然法制化环境的营造不仅需要立法工作的加强，更要在执法、司法、守法各个层面上努力，树立法治中国的理念，为人才集聚体制机制的建立提供法制化保障。法制化环境是人才集聚的有力支撑。

人才集聚体制机制的建立还需要充分发挥社会这个第三方力量，在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宏观管理职能的同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积极建设人才中介市场，出台更加开放的人才中介市场政策，突出其社会化、市场化功能，切实承担起人才集聚的桥梁和枢纽作用。在全社会营造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知识的文化环境，和包含宽容性、推崇创业、宽容失败、鼓励冒险等价值观的宽容失败环境。无论是社会中介力量还是社会氛围的形成，都是人才集聚的有效支撑。

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

人才集聚体制机制的建立，不仅需要处理好人才集聚与开放、竞争和环境的各自关系，应看到这三种关系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人才开放为人才集聚扩宽渠道，需要发挥市场机制，与国际市场接轨，更需要党和政府具有高瞻远瞩的目光，制定相关政策、规划；市场发挥人才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需要同政府职能有机结合，共同促进人才集聚事业的发展。因此，建立集聚人才的体制机制最重要的是抓好顶层设计。顶层设计要求运用全局观对系统各层次、各要素构成进行统筹协调，在最高层次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以求在实践中避免混乱无序。加强人才集聚的顶层设计，要推动出台综合性的指导文件，从战略上谋划我国的人才集聚工作，既借鉴国际经验、遵循国际规则，又要符合国情；推进人才集聚的法治建设，为人才集聚提供法治环境，做到人才集聚工作有法可依；大力推进各项人才引进计划和智力工程，聚焦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促进高层次人才和各类急需紧缺人才的集聚工作；为人才集聚工作制定相关政策蓝图，保证政策的连贯性，使人才“来得了、待得住、用得好、流得动”。

建立人才集聚的体制机制，决不能停留在原有的“人才集聚”概念理解上，不仅需要我们弄清楚人才集聚现象的理论研究，还应充分汲取我国人才特区建设的实践经验，从新的时代背景中理解人才集聚体制机制的内涵，将其作为人才管理工作的新方式，破除原有方式的诸多弊端，真正把各方面优秀的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持续不断地激发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和活力，让集聚人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才智，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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