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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越来越多，岗位越来越少，但改变正在发生。

当Sophie Thuault-Restituito进入担任博士后的第12年时，她终于认为已经足够了。她在英国伦敦完成了自己第一个博士后经历，然后在2004年来到美国纽约大学，开始了第二段博士后工作。8年后，她仍然在这里做博士后，依靠由不确定的外部经费支付其薪酬。由于对阿尔茨海默氏症的研究没有刊登在高端学术期刊上，Thuault-Restituito未能在美国或欧洲获得学术职位。虽然她热爱科学，但为了家中的孩子，她认为自己需要更稳定的收入。“我的积极性已经丧失，我已经不再做实验。”她说。

因此，在2013年，Thuault-Restituito在纽约大学获得了一份研究实验室运营经理的职位，她将负责协调建筑物改建工作和促进实验室间的合作。

Thuault-Restituito面临的是遭受破坏的博士后体系。这些技艺精湛的科学家是推动科学研究的重要引擎，但他们获得的报酬通常很少，并且无法在学术界发展下去。科学博士后的数量在激增：在美国，2000年至2012年间，数量增加至150%。但终身职位和其他全职教师岗位已经饱和，有些地方甚至在收缩。许多博士后转而投向其他职位，但那些希望能继续从事科研工作的人面临更多的是失败。

在美国生物医学研究领域，该问题格外严重，而在其他国家和其他学科，也有类似趋势。博士后的薪酬仍然很低。“我们的动机都是错的。”致力于研究劳动力市场的佐治亚州立大学经济学家Paula Stephan说，“我们让博士后的薪酬如此低，以至于研究室负责人都愿意雇佣他们。”

目前，针对博士后问题的讨论声越来越大。201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召集的一个委员会发表了旨在突出和改善博士后困境的报告。该委员会要求上涨博士后的薪酬，从目前推荐的起始薪酬42840美元增加至5万美元，并且将博士后的年限限制在5年。

但专家认为，改变非常困难：国家科学院在15年前也提出了类似建议，但毫无效果。而一些国家和研究机构也已经开始着手解决问题。数家美国高校已经执行5年限制，新西兰则在提高门槛，削减博士后数量。“我们常冒着这样的风险，制造数量多于岗位吸纳能力的科学家。一些改变必须发生。”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校长Shirley Tilghman说。

博士后固定期限

2008年，纽约大学医学家就决定开始将博士后工作年限限制在5年。2014年，约400位博士后中有35位由于时间限制而离开了这里。

美国博士后联合会主席、纽约大学医学院博士后项目主管Keith Micoli表示，时间限制让许多人感到痛苦。“反对的人给我提出了一个伦理问题：什么对博士后个人最好，什么对整体而言最好？”

Micoli表示，设置硬期限能强迫博士后进行职业选择。他提到，在2014年离开纽约大学的博士后中，获得教师职位和离开学术界的人数量相当。

其他一些重要的研究型大学，例如加州大学系统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等，也推行了5年限制。但该限制并没有被严格执行。博士后通常要求延长到6年，而且，一些人转移到其他“隐性”岗位。2006年，在学校开始更严格执行5年限制时，Thuault-Restituito被提升为“助理研究员”，但这一岗位并没有为她带来更多的薪酬和工作保障。“我的职位和在实验室的工作没有变化。”

北卡罗来纳大学博士后事务办公室主任Sibby Anderson Thompkins表示，现在的博士后开始拥护时间限制政策。他们希望能尽快找到职业道路，并在机会到来时尽早出站。

英国、法国和德国也在尝试时间限制政策，其劳动法限制了在被长期雇佣前，学术研究人员能签订的短期合同的年限。但目前尚不确定这些法律将有利还是有弊，因为这些规定通常会改变。例如，在德国，一项法律最初计划将博士后合同控制在6年内。但后来该法律被修改，将时间延长到其获得外部经费的时间。结果是一些科学家从一个博士后岗位跳到另一个岗位。“并没有短期合同数量的限制。”德国天文学博士后Sibylle Anderl说，“德国博士后面临的实际问题是没有足够的固定职位。”

削减数量

如果不希望受到强迫政策的约束，那么博士后的门槛应该提升。这也是新西兰政府在2010年计划削减一项资助约90位博士后的项目的原因。在此之前，该国政府为大部分博士后提供了薪酬。因此，当政府资助削减后，博士后岗位也随即减少。

Lara Shepherd 就受到了冲击。当其所在的进化生物学领域的奖学金消失后，她的第一份博士后工作走到了尽头。之后，她在梅西大学获得了第二份博士后工作，不过她将无法得到垂涎已久的学术职位。“新西兰太小了，专业领域的职位非常少。”她说。

最终，Shepherd在新西兰博物馆获得了一份临时工作，并从新西兰皇家学会获得一份早期职业资助。目前，她主要负责监管植物、动物和化石样本的遗传学分析。如果没有获得资助，她说，“我可能已经离开科学界了”。

但新西兰的许多研究负责人对这一现状表示不满。如果没有博士后的帮助，他们会身陷实验室管理和指导工作中，并且他们表示实验室已经开始依赖毕业生。“我们正在将年轻的研究人员排除出我们的系统，而取代他们的甚至是更年轻、缺乏经验的研究者。”奥克兰大学物理学家Shaun Hendy说。

一旦经过训练，该国最好的博士生可能跳出科学界或远赴海外从事博士后工作。Hendy预测，这样的博士后空缺将导致研究项目质量更低且更简易。“我确定生产力肯定会受到影响。”

维多利亚大学生物科学院院长Simon Davy则表示，如果没有博士后，大学中的研究文化将失去活力。该学院中35个研究小组仅雇佣了不到10位博士后。而他自己的实验室在过去五六年很幸运地拥有两位博士后，他表示，这将其研究小组的生产率增至3倍。

大部分美国研究人员也反对缩减博士后数量。美国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细胞生物学家Jennifer Lippincott-Schwartz表示，人们几乎无法判断谁具有未来研究巨星的特质，直到博士后生涯中期才慢慢凸显出来。

改造实验室

Tilghman表示，要真正解决博士后问题，需要彻底改变实验室构成，让它们更小，具有更高的固定人员比例。这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报告提出的建议之一。“我考虑得越多，就越相信问题的关键在于实验室的结构。”Tilghman说。

但她表示，最大的挑战是，说服实验室负责人拥护这样一个模型——当存在对研究生和博士后代表的廉价劳动力的巨大偏好时。Tilghman表示，当一个科学家能顶3个缺乏经验的研究人员时，这种偏好是短视的。“我们需要说服研究人员这才是真正的交易，有助于提高研究效率。”

威尔康奈尔医学院神经学家Gregory Petsko提到，那些实习生饱和的实验室并非通常会取得好成绩。Petsko提议结合各种策略——时间限制、更少的博士后职位和更多的研究员，以便缩小膨胀的博士后人群。“我认为目标是让博士后成为某些特别的职位，成为博士后应当十分困难——比成为研究生更难。”

不过，Davy表示，这些解决方案应该全球推广，至少那些在一个国家无法获得工作的博士后不应简单地跨出国门就能找到职位。他表示，在一个理想的世界，博士后应该在任何他们希望的地方获得资助。“这些人应当去最好的实验室、最好的地方工作和接受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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