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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创新创业的各个领域，“互联网+”已经成为最热的词汇和最火的概念。“互联网+”让很多传统行业又重新焕发了生机，不但让人们的生活更便利，也拉动了经济增长，并且带来大量新就业岗位。

“互联网+”多么受到政府的重视，从不久前李克强总理到中关村“喝咖啡”可见一斑。自李克强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以鼓励大众创业创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来，全国掀起了近年最大规模、最高热度的青年创业潮。这次总理的中关村一行，更重申了领导层在经济增速放缓之际寻找新增长点的指向：支持基础科研、支撑创新、推动创业、引导创业借力“互联网+”。

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互联网+”在带来更多就业岗位的同时，也对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拥抱“互联网+”，中国的人才储备准备好了吗？

中国的“硅谷”还差什么

中关村是“互联网+”创业最集中的区域，作为北京的高科技中心，这里常常被中国媒体称为“中国的硅谷”。那么，世界上互联网行业最为发达的地区美国硅谷在人才结构上是怎样的情况？

在美国硅谷，70%以上的人才是外国族裔。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的思想相互碰撞，不同文化背景、语言背景的人才汇集到一起，时刻产生新的点子、新的思路。这里有着开放的人才氛围，每个企业是没有餐厅或食堂的，不同公司、不同岗位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工程师和投资人，在午休时候走出办公室，在咖啡厅和快餐店聚集一堂谈论，想每天定时的头脑风暴激发创意。

全世界创新创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以色列同样如此。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只有60万人，现在800万，绝大部分80%以上的人口都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这些人才的履历和背景，为以色列发达的科技产业奠定了坚厚的基础。

创新是驱动“互联网+”实现的唯一途径。观察美国和以色列的例子可以发现，一个地区的创新文化，根本上源于多元化的人才集群效应。美国一直在享受国际人才红利，来保持领先世界的创新步伐。在美国，专利创造1/3是来自国外的移民，诺贝尔奖获得者1/3是来自国外。我们熟悉的谷歌里，30%都是亚裔的，其中大部分是中国裔。

然而，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分析，我国外国人口比例几乎为世界最低水平。在移民型国家，外国人口占该国人口的比例大多超过20%。即使是欧洲非移民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等，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超过11.5%；在亚洲，日本的移民人口比例为1.9%，韩国为2.5%，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印度为0.4%，而中国的外国人口只有0.06%。同时，我国在华留学生比例也仅为0.04%，远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比例8%，也几乎为世界最低水平。

“中国的硅谷”中关村是我国科技创新最活跃的地区，同时也是我国首个人才特区。截止到2013年底，中关村的人才数量已经达到189.87万人，超过硅谷的138.47万人，但结构方面，人才国际化程度低严重阻碍了中关村人才结构的优化。目前，中关村外国人才比例仅有0.56%，硅谷这一数字达36%；而且，在中关村吸引的外国人才中，多数是海外华人华侨，占74.86%，真正的蓝眼睛黄头发的外籍人才并不多。

我国很多互联网行业的新兴企业，如嘀嘀打车等，都是通过引进国外先进行业模式发展起来的，“互联网+”更应注重获取国际先进信息，建立国际网络。这种国际网络的建立，主要依靠人才的流动串联起来。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不仅是简单的构造线上物流、线上营销，更应该实现改变产业形态的深度融合。要依靠互联网融合拉动经济增长，就需要站在全球的高度与他国产业竞争。这其中，需要更多国际人才的支撑。

　　“互联网+”需要更开放的人才战略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30多次提及“国际人才”，提出“择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观。在2015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又提到“人才政策方面手脚还要放开一些，要集聚一批站在行业科技前沿、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力的领军人才。”

发达国家的创新创业早已趋向国际化。在欧洲，“欧盟科技发展框架计划”（FP）集合了世界上约50多个国家、近百万个高水平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参与。“互联网+”时代，我国的人才政策开放程度还要继续增加。这不仅是我国政府主观意向，也是客观现实所需。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首先，引进世界级理工院校教育资源，加强创业教育。

世界著名的理工类大学，如麻省理工大学、以色列理工学院等，是当前世界互联网弄潮儿的摇篮。我国可以直接与这些大学建立联系，允许有能力、有创意的毕业生毕业后直接来华工作。或者，让这些大学在我国建立分校，教育资源共享，实现两国人才培养的互通互联。创业教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教育的“第三本护照。中国现在开始有了创新创业的意识，但是创业教育和创业培训都非常薄弱。我国教育部75所直属高校公布应届生创业情况的数据只有15所，创业率普遍不足1%。发达国家如美国创业率达到20%以上。目前，可以考虑将目前已有的高质量的创业孵化器升级，建成创业大学。创办创业大学，也可以采取中外合作的模式，把全球的创业人才吸引到中国来。美国劳瑞德教育集团不仅发展创业教育，而且在全球建立了87个校园，拥有100多万学生。我国可以借鉴这些国外创业大学的办学特色，引进优质的国际教育资源。

开展创新创业国际合作，构建人才环流共享网络。

创新国际合作的模式，比如哑铃式模式：研发在硅谷、在伦敦，创业在中国。在这当中，鼓励大量的留学人员、华人华侨、外资人才参与。形成一个思想碰撞的、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氛围。目前，人才环流已经逐渐成为人才跨国流动的主要形式。科学技术性人才更是如此。硅谷75%的外族裔人才，印度和华裔占绝大多数。在硅谷有过创业经历，或现在依然保有创业企业的科技华人华裔人才，如果在国内与硅谷间常来常往，可以直接带动硅谷的先进技术流、信息流回国。中美之间出台十年往返签证后，我国人才往返硅谷之间已经十分方便。建议再针对性的挑选世界高层次科技园区，与之建立十年有效长期签证协议，或建立“科技人才签证”，规定持有签证的人才在世界几大科技园区实现多地免签待遇，让人才交叉流动。

“互联网+”倒逼人才教育改革

互联网行业更迭快，对人才需求也可谓瞬息万变。这对我国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市场在确定人才教育专业中的力量要加强。互联网创业潮已经产生了像创客、筑梦师、股权架构师等新兴职业，人才专业领域进一步细分。我国高等教育专业制定依然是行政力量在推动目前，我国高等学校专业目录由教育部统一制定。我认为，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兼听八方”，例如吸引企业、智库参与制定专业目录，并给予高校更多的制定目录的自主权。

第二，我国高等教育需更注重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融合，不仅需要技术开发型人才，更需要具有创新融合思维的“战略师”。具有对产业发展规律综合分析能力和前瞻思考能力的人才，将成为互联网+时代的领导者。注重培养创新思维和能力，而不是注重技术和知识积累的教育，将是我国教育应走的方向。

第三，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有待提高。开放的人才培养模式，有利于我国尽快形成国际化的人才发展环境。我国来华留学生目前还不能在华实习、就业，外国精英青年人才也缺乏普适性的签证渠道来中国工作和实践。吸引来华留学，我们还有很大空间的放宽限制。

第四，职业培训应成为互联网+时代的重要人才培养路径。互联网+将通过吸引大量人才进入新兴产业，还将催生新的人才培养通道。据研究，美国的高比重研发产业（称为“先进产业”）直接和间接创造了美国1/4的工作岗位，专业持续的职业培训和高人才回报率已经成为培养先进产业人才的重要途径。我国也可以参考这种培训方式，以满足高成长的“互联网+”对于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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