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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这几年，党中央对人才工作高度重视，全社会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日益浓厚，我国人才事业迎来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但要建成人才强国，相关改革仍需推进。今年2月，我国出台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今天，学习贯彻这份重要文件的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个改革，将会带来什么改变呢？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根据需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打算尽快开设一批小语种专业，开新课的首要条件就是需要引进相应的小语种人才，而这些人才非常紧俏。

一方面，怕人才跑了，学校恨不得马上就能给新教师办入职；但另一方面，按照此前的广东省高校人事制度要求，高校老师基本和党政干部管理是同一个模式，要按编定岗，有编制才能进人，想引进什么人，引进几个人，这些都不是学校说了算。相应的招聘审批，必须通过省级人社部门，时间漫长，程序复杂。

“用人坎”卡住了人才的流动，也卡住了事业的发展。如何打破这条坎，很多地方都在探索。今年2月份开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所在的广东省，将在包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内的5所高校试点人事制度改革，包括岗位设置权、公开招聘权、职称评审权、薪酬分配权、人员调配权等人事管理权，被全部下放到了高校，这样学校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招人才。

随着《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的出台，能够享受到人才流动新政策的不仅仅是广东高校，《意见》在人才流动方面，明确提出要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促进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才和社会各方面人才顺畅流动。

除了破解人才流动难，社会上争议大、问题多的评职称，等人才评价难题，也是改革的主要内容。

职称和升迁工资挂钩，人人关心。但英语、计算机，还有专业论文，这些都是硬杠杠，对很多非研究、实操性强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卡喉的“瓶颈”。

今年32岁的何世君是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的一名科研人员，从事关于治疗红斑狼疮新药的研究，新药研发是她所在单位的核心工作。但新药研发周期很长，而且在研发过程中，由于专利保护、行业竞争等因素，研发人员很难就自己的研发领域写论文。如果针对别的领域撰写论文，显然又分身无术。而没有论文，评职称就会有麻烦。

为了评价标准更科学，何世君所在的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在中科院和上海市的支持下，从2014年开始，就把对研究人员的评价，由“发论文”主导，改为“出新药”主导，将临床批件、新药证书与高级岗位聘用挂钩。

2015年4月，何世君作为主要研发人员参与的新药，正式拿到了临床批件。按照上海药物所的管理制度，2015年10月，刚博士毕业两年的何世君就被聘为副高级岗位的副研究员，成为中科院上海药物所人才评价政策改变后的第一个获益者。

人才评价就是指挥棒，《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人才评价再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一把尺子全衡量。要根据人才不同类别，分别实行学术评价、市场评价和社会评价，提高人才评价的针对性、科学性。

邵峰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去年43岁的他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如今邵峰带领的实验室，已发表论文50多篇，被国际同行引用4000多次，研究成果多次被权威专家和学术杂志重点评述。而这些成果取得的关键，邵峰认为是单位在科研方面给了他最大的自主权，其中包括科研人员最头疼的经费问题。目前，在很多单位都是“用行政化手法管科研”，按照规定，科研人员的科研工作名目非常有限，必须表现为外部的购买车票和住宿费用能报销，打印出版和购买设备费用等，很多实验必备仪器甚至都不再名目里，不仅如此，报销手续还很繁琐。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只要是用在研究上，科研经费怎么用，实验室主任完全可以自己说了算。

正是在北生所这样的人才培养机制和导向下，2005年，从美国回国时，原本从事人体细菌入侵研究的邵峰，2007年，决定转战研究此前从未涉猎过的人体免疫系统研究，而当时这是全世界都很陌生的尖端课题。

邵峰所取得的成绩，得益于创新的人才培养机制。正是各地一些科研单位和机构对这种人才培养机制的尝试取得显著效果，在这一次的《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也明确，要改进人才培养支持机制，鼓励人才自主选择科研方向、组建科研团队，开展原创性基础研究和面向需求的应用研发。

除了人才培养，备受关注的人才激励措施，《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也非常明确。《意见》指出，要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实施股权期权激励，让人才合理合法享有创新收益。对于人才激励，为什么会启动这样的改革措施呢？其实，在此之前各地已经有一些用人单位不断摸索、尝试，为人才激励提供了改革的依据。

2008年，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攻克了为地铁减震的“地铁高端隔振器技术”。三年后，2011年，通过中关村试点的股权激励政策，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与社会资本合作，把技术拿出来作价，创立了九州一轨隔振技术有限公司，科研成果实现了产业化，这些在国家事业单位工作的科研人员凭研发贡献成为公司的股东，这也是对人才激励政策改革的一种尝试。

如今企业市场份额和销售额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当初享受股权激励的科研人员，也得到了不小的实惠。

现有的人，要培养、要激励，同时，《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采取多项措施引进人才、广纳天下英才。

事实上，通过引进创新人才带来事业创新，很多地方都尝到了甜头，深圳市在这一点上体会更加深刻。

这几个月，深圳一家名为光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的企业，正在对全国近五千家电影院线进行升级改造，用他们自主研发的激光光源，代替电影院放映机传统使用的灯泡。

由于科技含量高，使用范围广，目前科研人员正准备把这项自主创新的激光投影技术，推广到国外市场。实际上，不仅仅是这个公司，2015年深圳全市国际专利申请量达1.33万件，占全国的46.9%，连续12年全国首位。这个创新的成绩单中，起到最关键作用的就是人才。

正是因为认识到人才在创新驱动中的重要作用，自2010年10月开始，深圳市就推出了专门引进高技术人才的“孔雀计划”。深圳市财政预算每年5个亿，2015年增加到10个亿，只要纳入“孔雀计划”的海外高层次人才，除了享受一定资金的资助以外，还帮助解决落户、子女入学等一系列问题。就是这个计划，2010年把胡飞从美国硅谷引到了深圳。截止到目前，深圳的孔雀计划共引进像胡飞这样的科研团队83个，高端人才1364人。

破瓶颈、增活力。十八大以来，国家采取各项措施不断向用人主体和人才放权让利，国务院先后分五批取消了272项职业资格，占国务院部门设置职业资格总数的44%。各地纷纷下放科技成果使用权、收益权、职称评审权等为人才松绑。权力放下去了，服务却提上来，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体系目前已在省市两级基本实现整合贯通。各地人才公共服务和监督保障不断加强。《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的出台，将会为个人以及国家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今天，学习贯彻《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座谈会召开，人才改革已经进入深入贯彻落实时期。

要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切都需要有强大的人才支撑。目前，我国的人才总量已经超过1.2亿，可以说已经是一个人才大国，但人才大国不等于人才强国。相信随着各项具体的人才改革举措落地，我们在2020年实现人才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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