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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节奏不断加快的时代，很多人的生活都被工作占去了大量的时间，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

一些科学家希望改变这种现状。今年5月31日，《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探讨科学家工作时间的文章《科学家职场习惯：全职已经足够了》。文章列举了几位青年女科学家对职场工作时间的看法，她们主张合理用时，认为“工作到晚上六点都没必要”。

但实际上，在许多领域，漫长的工作时间仍然是科学研究人员的常态。2016年《自然》杂志曾进行过一项关于全球青年科研人员的民意调查，结果有38%的人反馈他们一周工作的时间超过60小时，其中9%的人称每周工作超过80小时。同时也有研究表明，科学家的工作时间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时间？他们的工作时间是否确实存在差异？如果存在，那么产生差异的原因又可能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在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工作的几位科学家。

忙碌的状态：讨厌还是享受？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生态学家梅根·达菲有一件事要坦白：一般下午5点一到，她就已经准备好下班回家了。晚上，她更希望陪着丈夫和三个孩子，而不是与显微镜和水样待在一起。”《科学家职场习惯：全职已经足够了》一文中写道。

文中介绍，早在2014年，达菲就发表过一篇博文《在学术界取得成功并不需要每周工作80个小时》，坦白自己每周一般工作40～50小时，“只是个全职科学家”。

这篇博文在相关领域的科学家群体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一位女科学家告诉达菲，这篇博文改变了她的生活。“之前，她一直有负罪感。一个人应该长时间工作的想法十分普遍。如果每周工作时间不到60～80小时，你做的就是不够的。这让人们感到焦虑。”达菲说。

今年早些时候，达菲获得了美国湖沼和海洋学会的Yentsch Schindler青年科学家奖。“这些科学家会充分利用自己的工作时间，避免不必要的时间消耗。通过平衡优先事项、坚持自我，他们获得了更多实验室外的生活时间。”文章说。

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全职科学家”都并非科研人员的常态。《自然》杂志曾在2016年做过一项全球青年科学家调查，结果显示有38%的受访者报告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其中9%的人表示工作时间超过80小时。2013年一项针对欧洲研究者学术工作习惯的调查显示，德国资深学术工作者报告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52小时，高于所有其他被调查的国家。2014年一项针对英国大学和学院工会（UCU）教师职业压力的调查显示，41%的全职大学教师表示自己的每周工作时间在50小时以上。

“我现在每周工作差不多60个小时。”美国纽约大学的脑神经科学家温蒂·铃木告诉记者，这已经比几年前自己的工作时间少多了。此前，温蒂·铃木信奉“只有投入100%的时间来做科研，工作才能做得优秀”的观点，直到她发现自己得到的除了亮眼的工作成绩外，还有10公斤的赘肉和贫乏的社交生活。

此后，温蒂·铃木对工作时间做出了调整。“我为自己在闲暇时间安排了丰富的活动，包括不同形式的运动。我还重新安排了我的工作生活，丢掉了一些杂事，花费更多时间来探索我喜欢的科学问题，所以它现在似乎也不太像是‘工作’了。”温蒂·铃木说。

也有科学家享受这种忙碌的工作状态。悉尼科技大学教授金大勇管理着一个拥有几十人的实验室。“我的工资单上写着每周按照35个小时来付我薪酬。但实际上，在现在如此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如果我真的每天早九晚五做科研，绝对是无法生存的。”金大勇说，“更重要的是，如果你仅仅把科研当作一份‘工作’，是无法作出真正优秀的成果的。做科研需要兴趣和激情，更何况现在是纳税人在资助你完成自己感兴趣的科学探索，从这个角度看，就更无所谓工作时长多少了。”

科学家能打卡工作吗？

事实上，讨论科研人员的每周工作时间可能是个伪命题，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常常无法准确计算。

“科学这种创造性的工作，是无法打卡计时的。”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曹则贤对记者说，“很多卓越的科学家，比如法国科学家庞加莱，他们的大脑一直在不断创造着科学成果。庞加莱说，随时能睡着的人才是天才，强调挤时间来工作。对于这样的科学家来说，一周多少工作时间都不够。”

当然，较之过去，如今整个科学研究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专业细分程度逐渐增强，科研从小科学走向了大科学，向着组织化、复杂化的方向发展。

“在这些庞大的科研综合体里，可能有些科研人员承担的不是创造性的工作。但对于那些有创造性的科学家来说，他的工作不可能限定在工作时间里。他虽然下班了，但头脑仍在工作。对于那些天才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工作的每一刻都是有成效、有产出的。科学工作的特殊性就在于动脑。”

对此，金大勇也有同感。“科研是一种特殊的工作，是不能用时间来计量的。”金大勇说，自己有时早上5点多就会起床，处理邮件，虽然坐在家里，但这时已经开始工作了。到了学校跟学生聊天询问进展、跟团队成员一起吃早饭时讨论科研话题，还有出差、写申请、参与会议等等，其实都是在工作。甚至在假期，脑子里仍想着科研问题。

调查数据印证了科研工作的这种灵活性。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生态学家理查德·普里马克曾对生物学家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完成了多少工作进行过实证研究。在2013年发表于《生物保护》期刊的一项研究中，普里马克与合作者分析了2004年～2012年期间该期刊收到投稿的时间。结果显示，超过1/4的论文投稿时间都是周末，或者工作日的晚7点～早7点之间；周末投稿率每年增长5%～6%。

“很显然，对于科研工作来说，只花费常规的工作时间是无法脱颖而出的。但我同时也觉得，拼命工作、完全没有业余时间，也不一定就能成为非常有创造力、多产的成功科学家。”温蒂·铃木说，“我们知道，真正的创造力需要思考的空间。如果你每天只是忙于申请基金、编辑论文、管理学生等工作，何来这种创造性的空间呢？相反，你需要空间，甚至假期，去思考你的学术领域、产生创新性思维。对我自己而言，相比于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现在更有创造力，也更大胆，原因之一就是我给自己留出了思考的时间，创造了能涌现新想法的环境。”

来自地域的差异

理查德·普里马克对科学家投稿时间的研究同样发现了明显的地域差异。相较于比利时和挪威的研究者，中国和印度研究者在周末投稿的可能性要高出5倍。在日本，30%的论文原稿都是在工作日的下班时间后投出的。北美科学家在下班时间提交论文的比例处于平均水平。

“地域差别确实存在，比如在澳大利亚做科研相对更悠闲一点，因为人少，竞争也相对小一些。另外，由于澳大利亚对科研工作的考核机制不是很量化，当然申请升职时也要写材料，你的工作会被评估，但不是计算发多少论文、加多少分这么绝对。所以整体来说，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工作状态相对更从容一些，探索性更强一些。”金大勇说，“但有一点，我所看到的优秀科学家，无一例外全都是很享受科研工作的，他们对科研有激情，他们的头脑在一刻不停地思考，这一点是没有国界的。”

曹则贤曾在德国学习和工作多年。他的德国导师带着41个博士生，但并未看到他异常紧张地工作。“当你不从容的时候，一定是因为你不会。”曹则贤说，“科学研究从来不是通过赶工、勉强得来的。”

在曹则贤看来，科学家工作状态的不同缘于各国科学文化背景的差异。“我国科学研究受美国、日本影响较深，更为功利化，而以法、德、英为代表的欧洲科学研究更注重思想创造的过程。”曹则贤分析说，对于欧洲国家来说，科学是在本土一点一滴产生的，他们知道科学的重要性，也知道科学创造要经历怎样的过程。所以，一旦对科学家的身份进行了确认，对其工作就不会再多加干涉。

“而我们是把西方成熟的科学成果直接拿来，对于如何创造、如何试错、如何建立价值观判断对错等，则知之甚少，所以我们创造性不强，又太过于强调数量上的产出。”曹则贤说道，“科学创造，就像画画一样，你看到一幅成功的画，可没看到的是那些之前不成功的。那些不成功的，恰恰才是创造的过程，才是最有价值的。科学研究就像淘金一样，是从一筐一筐的沙子里面找金子。如果把科学研究都当作工程来做，要求目标清楚、细节详细、结果能预知，那还是科学吗？”

谁动了科学家的时间？

对于科学家来说，时间是珍贵的，时间利用更需要高效。

两个多月前，金大勇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在与物理学家朱棣文的交谈中，对方的一段话让他印象深刻。“他说如果他的学生今天做完实验没有及时整理，他就觉得这不是一种好的工作状态，因为这表明他对实验结果没有渴求。”

在金大勇的实验室中，有些新来的学生在等实验结果时，会玩手机或上网。“我觉得这是极大地浪费时间。你的脑子要跟着实验走，思考实验不成功怎么办、可能会有哪些原因导致实验不成功、实验结果会有几种可能、下一步要采取什么方法等等。你要一直在动脑，要用巧力。”金大勇说。

对于金大勇来说，管理整个实验室的经费、人员等各个方面，事情多而杂。如何提高效率，他的方法就是“专注”。“我会想我这周、这个月、这一年需要什么，然后砍掉其他不必要的事情，只专注于做这些最重要的事。”

温蒂·铃木在提到时间管理的方法时也说，首先要明确哪些事情是需要优先去做的，然后给这些事情分配足够的时间。“这听起来简单，但如果你的优先事项与部门的优先事项相冲突，那执行起来就会很难。作为一名科研人员，要学会对有些事情说不。”

对于国内的科学家来说，对有些事情说不貌似更难。

“我们对教授、研究员的评审是宽进严出的，因此我们设计了很多制度来对科研人员进行考核，而这大大增加了科学家的时间成本。有些科学家就像热锅里的炒豆一样，一刻不得消停。所以，我们的科学家每天非常忙，但有很多时间其实是无效的。”曹则贤无奈地说，“比如种种考核，比如财务报账工作。在西方，大学、研究所是没有财务部门的，由第三方机构来管理，你要是敢贪污，警察直接来找你。”

曹则贤办公室的书架上贴着一张A4纸，上面打印着四个大字“大块时间”。“科学本就是思想性的工作，需要大块的时间静下心来思考。有些杂事仅占用一个小时，但却打乱了你整个工作的节奏。”曹则贤说，“我们需要对科学精神、科学研究的工作方式、科学回馈社会的时间和方式等问题有清楚认识，从而在科学家的遴选、资助方式等方面，建立更加成熟和高效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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