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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强化基础科学研究”，近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针对制约基础科学研究发展的问题，从五个方面提出了20条重点任务，同时明确了我国基础科学研究三步走的发展目标。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专门就加强基础科学研究进行全面部署。那么，对于即将迎来发展春天的基础科学研究，有着较强科研实力和优势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又该如何作为？本文的解读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1.“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基础科学研究转型中面临机遇

基础科学研究是指揭示某一自然或社会规律，获取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的研究活动。基础科学研究很重要、也很关键，在整个科技创新链条中，与应用科研解决从“1到∞”的问题不同，基础科学研究解决的是从“0到1”的问题，即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基础科学研究是高新技术的“地基”，引发人类经济和社会翻天覆地变化的新兴产业都与基础科学研究紧密相关。比如，量子论和相对论的产生，促成了半导体技术、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以及核能源与核技术等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遗传定律和DNA双螺旋理论的发现，奠定了现代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的基础。基础科学研究是科学之本、技术之源，是提升创新能力的“供给侧”，是引领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动机”。

近年来，随着科研投入的持续增加、几代科研人的奋斗和积累，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取得长足发展，在全球排名中的位置也在迅速上升，无论是研发支出、产出数量与质量均是如此，但也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缺乏能开拓前沿的原创性科研成果。虽然就度量基础科学研究成效的重要指标SCI论文来讲，2017年我国发文量、被引用次数均跃居世界第二，但与排名第一的美国差距明显，各学科加权影响力指数（FWCI）也低于世界平均值。此外，同期全球创新指数我国也仅排名第22位。这一巨大反差，反映了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薄弱，表现在科学的理论、原创的思想由我国科学家提出的还非常少，能长期稳定深耕基础理论的人才队伍还不够多，大部分学科和领域还处在跟踪追赶的水平，开创新的学科和新的研究方向的能力还尚未显现。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在转型，倒逼我国在全球竞争中从“跟跑”“并跑”向“领跑”跃进，倒逼科技创新从“跟随模仿创新”向“引领创新”和“原始创新”跃进，这自然也地引发了对原创性研究的海量需求。这意味着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将面临一个转型期，按照原科技部基础科学研究司司长叶玉江的说法，已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这对有着较强基础科学研究条件和实力、已纳入一流大学建设的42所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的95所高校来讲，实现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以跟跑为主转向跟跑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应是未来5到10年发展的一个重点。

2.“双一流”建设高校是基础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如果说高校是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生力军，那么，“双一流”建设高校便是主力军。依托研究型高校开展基础科学研究，是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也是成功经验。它们虽有各自的科技体系和结构，但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却存在一个通用模式，即研究型高校是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执行者，因为这样做，还可以很好地解决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如何紧密结合的问题，发挥高校既出高水平成果又出高层次人才的双重效能。“双一流”建设高校，都是我国的研究型高校或是以研究为主的高校，按照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它们理应是基础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之所以这样，还在于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水平直接取决于研究型高校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之所以能保持其科技发展的国际领先地位，主要在于其拥有一批一流的研究型高校这一重要“筹码”。迄今为止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科技成果，有70%甚至更多都诞生于研究型高校。

研究型高校之所以能影响社会发展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其基础科学研究引领着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这也就是说，基础科学研究理应作为研究型高校主要领域的，这是其科研不同于企业、科研院所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基础科学研究也应该是研究型高校之所长。因为与其他科研机构相比，研究型高校在人才、学科、设备、信息等方面具有综合比较优势。如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大都拥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包括大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科研梯队，拥有有利于产生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且又有利于组织跨学科团队实施基础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的多门类学科专业，拥有包括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内的、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基地和科研设施等。

目前，处于我国科学、人才和创新交汇点的“双一流”建设高校，不仅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具有其他高校和机构所不具备的条件和能力，也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如其拥有的基础科学研究队伍、国家创新团队、中科院院士以及“国家杰青”“****”“万人计划”人数占全国总数都超过半数乃至80%多；依托它们建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就有302个，占总数的60%，覆盖了我国主要重点基础学科点；在国家重点基础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和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中，其作为牵头单位的项目均占半数以上；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各类基金项目中，它们更是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在原科技部公布的“2017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中，其中有8项就是由北大、清华、中科大等“双一流”建设高校完成的。

3.“双一流”建设高校须破解创新体系“结构性矛盾”

世界一流大学都拥有居世界领先水平的基础学科，基础科学研究实力雄厚也可以说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普遍特征。虽然，人们对于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评价标准看法不一，但对其要有国际一流的基础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却具有基本共识。我国高校阵容虽很庞大，但却鲜有世界一流大学，这与我国高校基础科学研究薄弱不无关系。

“双一流”建设高校作为我国高校中的佼佼者，作为重在原始创新的研究型大学，应该基于科学发展进程中涌现出的原理性、前沿性问题做基础前沿研究。这不仅是一种任务安排，也是一种责任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研究型高校是我国科技发展的主要基础所在，要重点开展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国务院下发的“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以及教育部等三部委印发的实施办法，都就基础科学研究从“研究水平”“科学前沿”“原始创新能力”“影响力”等方面提出了任务要求。

“双一流”建设高校需要成为我国原始创新能力的重要策源地，提高基础科学研究整体实力和水平是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必由之路。但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我国研究型高校还面临一项课题即如何处理基础科学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研究高校过多地投入到产品开发或机构咨询中，既显得力不从心，又导致方向迷失，结果使学校走上了避长扬短的弯路。按照一位学者的形象说法，高校这样做是“耕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做了大量本该由设计院、产研院和企业研发机构做的工作。在校园里调查还发现，许多研究人员对于需要打持久战的基础科学研究，做着做着就放下了，转而跑去搞“出活快”的应用研究。

“双一流”建设高校必须耕好基础科学研究这块“责任田”。近年来，虽然我国高校主持的项目每年获得国家三大奖占全国三分之二以上，发表SCI论文数占全国80%以上，但是标志性创新、颠覆性创新不多，真正具备国际引领性、开创性的原创研究尤其缺乏。比如，有研究者将国内9所顶尖名校近年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一流大学进行了量化比较，发现虽然在论文产出差距上迅速缩小，但在影响力指标方面差距却十分明显，不仅低于参照系基准值，也低于各参照系的最低值。这一现实，表明我国高校的基础科学研究虽然初步改变了以往社会公众对其“量大质劣”“论文工厂”的不良印象，但与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相比，基础科学研究依然是短板和痛点，是高校整个创新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为此，“双一流”建设高校要回归大学科研的本位，结合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加大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力度，保持定力，以早日进入国际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领跑者”和“举旗者”行列。

4.“双一流”建设高校需用活基础科学研究政策

“双一流”建设高校在推进基础科学研究时，不能全寄望于研究人员的兴趣和毅力，需要学校根据《意见》的精神和要求，用足用活政策。就当前来看，建设高校急需针对以下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开展改革实践。

第一，针对基础科学研究长期存在投入不足、缺乏稳定支持且过于依赖财政资金的问题，学校需多方利用社会资源，抓紧建立私人捐赠渠道。如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经费占研发总投入的比例很低，多年一直徘徊在5%左右。相比较，OECD经济发达国家基础科学研究经费占比则达15%～30%。另据原科技部提供的数据，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投入的经费从2011年的411亿增加到2017年的920亿，增加了一倍多，但政府投入一直占到90%多，企业投入所占的比例很低，来自基金会及个人的捐赠几乎是空白，这与美国等国家存在巨大反差。2016年，加州理工学院获得了中国企业家陈天桥及其夫人1亿美元的首笔捐赠，以用于该校脑科学的跨学科研究。2017年，华盛顿大学卫生计量与评估研究所收到了比尔·盖茨2.79亿美元的赞助。

其二，针对研究人员难以真正“沉”下来长期集中精力搞基础科学研究的问题，学校一是要调整一刀切式的科研绩效评价办法，如改变在基础科学研究人员评聘、收入分配的过程中过分依赖项目、论文、专利等数量指标的做法，降低短期绩效奖励所占比例，延长考核周期，以引导和鼓励更多有潜质的科研人员去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工作；二是将重点学科评选、科研经费、个人升迁以及学术成果评价与人才称号脱钩，同时对但凡有明确科学问题的项目都要考虑对其进行持续、稳定的支持；三是做好后勤保障服务工作。如通过扩大年薪制的适用范围为基础科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通过增加非竞争性或保障性科研经费支持以减少“跑经费”所带来的压力，通过简化项目管理环节减少科研人员用于课题申请、经费报销等环节的时间和精力，以让他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研究上。

其三，针对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的问题，学校一是要建立起基于科学发展需要和学术贡献的、公开透明的资源和荣誉分配制度，同时打破其中的潜规则（如学术的“山头文化”“近亲繁殖”的问题），让研究团队中的每一成员都能劳有所得，平心静气地投入到共同的目标任务中；二是多方搭建学科与学科、基础科学研究与应用科研以及校内与校外之间的联络合作渠道和平台，进而组建成人才、资金、项目、设备四位一体的基础科学研究创新基地，以实现互助互惠、资源共享、协同攻关、共同发展。

（作者：罗志敏，系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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